一

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，他四处追打苍蝇，装进火柴盒，装得满满腾腾，一盒一盒交给班主任，这是六岁的刘香成唯一能为自己处境做的努力——比别人更起劲地除四害来争取红领巾。他所在的福州军区古北一中小学里，都是革命子女，他是大地主的后代，“我当时是‘全红一点黑’。”

小学四年级他被在《大公报》任职的父亲接去香港，学校在操场上特意举行了一个仪式，让他戴着红领巾去香港，“所以我到了香港，又成了‘全黑一点红’。”

1976年，他以美国《时代》记者的身份回到中国，戴着黑纱的广东人面对他沉默不语，但从他们的身体和眼神里，他立刻感觉到“不平常的平静”，那是人从一个境界到了另一个境界时才会出现的东西——一种只能“意会”的状态。

三年后，他在大连理工学院，早上散步的时候，走到一座雕像前，看到一个小伙子踩着轮鞋滑过，他拍下这张照片，因为这个瞬间表达出了他意会到的东西一“一种内在的无比解脱和面对着不明确未来的感觉”。

二

我问他一个行业的启蒙怎么开始，他说有个词叫“泡”。没这个不行。

当年他在《生活》杂志做实习生的时候，给著名的摄影师基恩·米利当过9个月实习生。那时老头儿已经72岁了，“整整9个月里，他从没有谈过技术问题。”只是在每天傍晚，老人会把自己挑的图片贴在墙上，跟他一起看，告诉他，“这张好，那张不好。”

为什么?因为“解读事件比抓住事件更重要”。

在《时代》的时候，杂志社的人会对他说，刘香成你去印度，在那里住上四年，跟他们一起朝圣、喝茶。每次出去工作，要把自己所有的行李、器材装箱，运到另外一个国家，自己的孩子在那里上学。照片是这样泡出来的。

他说现在的中国文化里少“休闲”，我理解他是说少一种不计功利的悠然自得的乐趣，少这个，文化的发展就不丰沛。他说现在的人“去出差才代表创作”，在意大利或者海滨呆着才叫休闲，“他们成天忙着休闲，哪儿还知道什么是休闲呢。”

三

谈起他现在做的事，有些出乎我意料，他把很大精力放在对历史图片的整理编辑上。

他看到庞大中国在文化上的裂痕，“我们缺乏一个共同的标准，同样一件事，我们在北京谈论，和我们在甘肃，在福建，在广东谈论，还能是同一个概念同一回事吗?现在我们不是，因为我们还没有发展到这个程度，每个人都在喊口号，希望人们能听见他们的声音，这是不行的，不是一个有文化的国家的表现。”

他举荷赛评奖当评委为例，说第一轮只要有一个评委举手照片就可以进入下一轮，第二轮是三人举手，第三轮是五人举手，等进入最后一轮才开始争论。“争得脖子都红了。那不要紧，因为之前有一个共识的基础，不需要再为基本的标准争，不像国内。”

挣脱单一标准之后，又没有来得及建立起共识，在这种空洞里，人们就会感到茫然若失。

刘香成对中国近代以来历次极端化的政治运动多有反思，他总结不能保持理智与平衡的原因：“要做到有开放的心态，必须对自己的历史尽量客观、准确地去正视和反思，因为历史是我们的共同记忆。中国如何对待它的历史，将会影响中国将来如何发展。这太重要了。”

他说：“我已经60岁了，不可能再走进战场，但是整理历史这样的事情，却需要我这样一个人。要像剥洋葱一样，慢慢一片片剥下去，过程层层展示，结论则完全开放。”

他说：“过去是未来最好的向导。”

四

九十年代初期，他在巴黎一家旧书店里看到赛珍珠为林语堂的书写的序，说：“常常翻开写中国的书，又失望地合上，因为里面有很多虚弱的言过其实。人们在狂热地为一个不需要辩解的国家辩护。”

这是他的定义：“什么是中国人?中国人能够在33年中熬过25场运动。”

他与上个世纪30年代林语堂一样，选择用诚实表达他的尊敬。“或许我也热爱自己的国家，但我小心翼翼地不让他们知道。因为一个人可能会一辈子披着一件爱国主义的外衣，衣衫褴褛，招摇过市，不仅在中国，而且到国外去炫耀自己。我可以坦诚相见，因为我与这些爱国者不同，我并不为我的国家感到惭愧。我可以把她的麻烦都公诸于世，因为我没有失去希望。中国比她那些小小的爱国者要伟大得多，所以不需要他们来涂脂抹粉。她会再一次恢复平稳，她一直就是这样做的。”

他说：“中国是在不变之中激变，要有耐性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