冬季晴朗无风的下午，村后小山坡几块平坦的大石上，十几个6、7岁大的孩子挥舞着剥得光光的高粱杆，学着戏台上的动作在打斗嬉戏。他们的嘴里都不约而同的含着一块红薯干，呼喊吆喝之间，涎水顺着他们的嘴角不断滴落﹍这一画面深深定格在我的脑海里，挥之不去，这就是我的童年。

我出生于1970年的冀南小山村，相对于玩具、穿衣，我记忆中的童年总是对食物的渴求更为强烈一些。

童年的零食不外乎红薯干、胡萝卜丝，红薯干是把成人拇指粗细的小红薯煮熟后放在太阳底下晒干，吃的时侯要先含在嘴里用唾液慢慢软化，往往要很长时间才能嚼动吞咽；胡萝卜丝吃多了胃会反酸，所幸这样的机会也并不多，大人们总是把零食搁在高处，一是预防老鼠糟害，二是防止小孩子们偷嘴。

儿时的早、晚饭似乎永远都是玉米面窝窝头、小米稀粥就咸菜，中午吃一顿小米捞饭面条汤对我来说就是一次改善。母亲把小米放入锅中煮熟，用笊蓠把米和水分开，称之为小米捞饭；然后把若干面条和切好的菜叶放入余下的热水中煮熟，最后用盛粥的饭勺放些许食油拿到火上加热，再把切碎的葱花放入勺内呛出香味后倒入锅中，放盐搅拌均匀，这为面条汤。吃饭时把小米捞饭垫在碗底，再舀入面条汤，有干有稀，大人们觉得十分滋润。而对我来说，只有白面做的面条吃起来才那样可口，白面在那个年代还属于奢侈品！

家乡风俗，每年五月小麦收获之后，成了家的闺女都要回娘家给娘家人送馒头，以示出门不忘娘家人之意。所送馒头数量视娘家家族户数多少而定，一般新婚头年近家、远家都要送，再以后只送近家即可。

那时侯的馒头都是各自在自家制做，母亲发面、活面、成形、上笼蒸制，最后在蒸好的馒头上方用工具（用六根火柴棍均匀地绑在小拇指粗细的小棍四周，用时蘸上印泥，当然，我这是长大后才知道的）点上梅花状的红点，雪白的馒头配上红色的梅花状印迹很是鲜艳夺目，在我幼小的心中引起了强烈的震撼。

母亲做这些的时侯往往会把小孩子们赶开，因为当时白面珍贵，所蒸馒头又有数量要求，怕小孩子偷嘴引起不便。大多情况下都是母亲从姥姥家回来以后带回的所谓”回篮“馒头，我和姐姐才能吃得到。因为红颜色有毒，母亲做饭时会把带红印的馒头皮扔掉，而这我也不知道！吃饭时只以为别人已把带红颜色的那一部分先行吃掉，对红印迹的渴望更是欲发强烈！

终于有一次，母亲带着我到姥姥家送馒头，到姥姥家时正好姥姥家有客人在坐谈，母亲便把篮子放在一边陪客人说话，稍后大姨、小姨也提着馒头陆续到来。客人临走时大人们都起身送客人到大门外，只留下我一人在室内，看着满满三大篮带红印的雪白馒头，我终于忍不住拿起一个馒头对准红印咬去，不好吃！换一个，还是不好吃！又把大姨、小姨篮子里的馒头尝了几个，也还是不好吃！大人们转回后看到现场都大吃一惊，大姨俯下身问我为什么每个馒头都咬一口，而不是饿了只吃一个，我把心中的困惑告诉了大姨，所有人听后都笑得流出了眼泪。

我最小的孩子现在12岁，家中常备的零食糕点他已不屑一顾，只对电视广告上新开发的零食才感兴趣。偶而有一次他提出的要求不被妻满足，就会半认真半开玩笑地对妻说：“妈，你把我生到这个世上干吗！为什么让我到你们家受苦！连个零食都吃不到！”

听着妻的述说，想想我的童年，一句老话跃上心头“身在福中不知福”，现在大米白面已是家常便饭，我的孩子体会不到我当年对白面馒头的热切期盼之情，我也希望他永远的体会不到！